水價上漲水企未真正受益 專家解讀四元定價機制
在啟動了成品油價格改革和上網電價、銷售電價改革后，水價終于步入我國資源價改的快車道。
8月25日下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聽取國務院關于今年以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計劃執(zhí)行情況的報告。國家發(fā)改委主任張平在報告中提出要積極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
國家發(fā)改委8月27日透露，近日已下發(fā)通知，要求各地審慎出臺調價方案。調整自來水價格的重點是解決在價內足額征收污水處理費和水資源費的問題，嚴格控制以補償供水成本為由集中上調自來水價格。
近兩月以來，上海、天津等多個城市紛紛舉行水價上調聽證會，同時有其他城市醞釀跟進。盡管公眾多有質疑，但國家發(fā)改委日前明確肯定多個城市調高水價符合改革方向，并于8月3日發(fā)布《近期能源資源產品價格改革進展》報告，指出下一步我國將按照既定改革方向深化資源產品的價格改革。
當包括水價在內的資源價改成為官方共識并加速推進時，如何完善價格形成機制、而不是單純調整價格，成為亟待破解的難題。天則經濟研究所公用事業(yè)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旭說，“要公開透明，把話說清楚，為什么漲價，是哪部分在漲。”這被認為是保證水價改革公平與效率的重要途徑。
明確四元定價機制
定價目標各不相同
1998年，被認為是水價改革的轉折年。
從是年起，水價從原先“福利性、象征性”的價格，逐漸向立足于市場供需的“水價”轉型。
2004年初，國務院明確了城市水價的四元結構組成，即水資源費、水利工程供水價格、城市供水價格以及污水處理費。
“水價的四元組成屬性不同，產生的背景也不一樣。”清華大學環(huán)境系水業(y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政府水價改革方案設計專家傅濤說，城市化初期，水價的內容僅限于城市從自然中取水、凈化、輸送和排放的成本與收益；當城市污水的排放對自然的影響超出了自然水體的自凈能力，水價中加入了污水處理和環(huán)境補償的費用；當城市就近水源不能滿足城市發(fā)展的總量需求，遠距離調水甚至跨流域調水的成本進入水價，形成“水利工程供水價格”；當水資源總量稀缺，不能滿足“以需定供”的水資源配給方式，水資源開始有價，并且以成本形式進入水價，形成“水資源費”。
“這就意味著這四個部分的定價目標不一樣，各自的收費形式、使用原則和管理層次也不同。”傅濤具體說道，水資源費由政府收取，進入財政，收取標準由政府按照資源稀缺程度確定，是不需要按照價格進行聽證和成本管理的。他還認為，目前以費的形式收取的水資源費，以后會演化成水資源稅。城市供水服務價格以及部分城市具有的引水工程價格，才是真正屬于“價格”的部分，是以成本和服務為基礎水價的，在公眾支付的總價中大約占50%，是目前價格和成本監(jiān)管的重點。而各種環(huán)境補償性收費包括污水處理費，最終也是進入政府財政，收費金額由國家環(huán)境政策決定，只是由供水公司代收，嚴格意義上不是一種“價格。”
多因素助推“漲價潮”
水價下降近期難實現
供水行業(yè)雖然關系國計民生，但似乎從未像這段時間受到如此廣泛的公眾關注。
其中，水價上漲對此“推動甚大”。
趙旭把水價分成三個部分，水資源費，是針對資源價值的收費；二是原水費，原水是沒有經過自來水廠凈化處理的水；三是自來水公司范圍內的成本，包括凈化、輸配、銷售、服務、維護等成本。
有關水價上漲的原因，趙旭分析，一是水資源費的上漲，這是對資源價值的收費，尤其是我國比較缺水，提高水資源費是為了節(jié)水。
二是原水費的上漲。原水是指取自天然水體或蓄水水體，如河流、湖泊、池塘或地下蓄水層等，用作供水水源的水。“原水的成本也在提升，能源和電費都在上漲，原水的輸送成本也隨之上漲。
上漲的第三個因素來自自來水公司本身的成本：制水、輸配和服務維護的費用增加。具體來說，如員工工資的增長，所用能源的漲價等，還有因為城市在不斷擴大，要擴大和更新管網，降低漏水率所產生的投資增加，以及從2007年7月起，國家將飲用水水質標準由原來的35項指標提高為106項所促使的水質成本的提升。
“所有這些都導致成本上升，”趙旭說，當然也有一些成本降低的因素，比如采用新技術，如遠程水表，可以減少上門抄表的人員，這樣會降低一些成本。還有遇到大的經濟危機，經濟不好導致整體價格、人工和能源費用下降等。還有就是通過投資和管理水平的提升降低運營成本。
他坦言，在中國，水價雖然存在下降的可能，但近一段時間難以實現。
“定價機制要公開透明”
建議學上市公司發(fā)布公告
此前，世界銀行把家庭收入的5%作為水價的上限，而國際上一般通行的比率是2％～3%，中國目前則大概在1％～2%左右。傅濤認為，中國在2%以下的水價支付比率都是合理的，如果超過3%的話，政府對貧困人群采取一定的補償機制也未嘗不可。
“從這個角度講，我國水價在合理承受力上還是有空間的。”傅濤表示，這還要看政府的態(tài)度，如果政府給低收入人群補償的多，水價的空間就會大。
如此看來，水價上漲趨勢不可避免。但是，專家認為，對于水價改革來說，明確水價機制比漲價更重要。
趙旭主張，“要公開透明，把話說清楚，為什么漲價，是哪部分在漲。”但目前看來，政府相關部門在這方面語焉不詳。
“如果是為了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就要提高水資源費，這與自來水公司沒有關系，沒有理由因為水資源稀缺而給自來水公司更多的錢，這兩者在邏輯上是沒有聯系的。”趙旭說，“如果是自來水公司因為成本上升導致虧損，那應該將成本亮出來給大家看。但目前的聽證會也并沒有提供給公眾更多的信息。（自來水公司）應像上市公司那樣，由審計公司審計然后向社會公布。內容包括雇用了多少人員，這一數字是否合理，工資和福利是多少，有無過多超越社會平均水平的嫌疑，包括所增加的投資用到了哪些地方，是不是合理合法的。要把成本陽光化，這樣大家才相信你是虧損了。”
傅濤也同樣表示，把水價的成本透明公布給老百姓，不一定是全部的細節(jié)，但至少是一些關鍵性的服務和成本指標。自來水公司發(fā)布的統(tǒng)計數據和基本的經營數據才是調價的基礎。
水價調整：
自來水公司未真正受益
今年4月27日，上海在水價聽證會上公布了官方數據，2008年上海自來水企業(yè)主營業(yè)務利潤-4.18億元，凈利潤-2.65億元。
排水企業(yè)主營業(yè)務利潤-1.95億元，凈利潤-1.95億元。
1998年，《城市供水價格管理辦法》發(fā)布，明確我國城市供水價格由供水成本、費用、稅金和利潤構成，企業(yè)平均凈資產利潤率為8%～10%。“但長期以來，我國的供水服務基本處于‘福利’價格水平，水價一直低于運營成本所需。”傅濤說。
“大多數城市供水企業(yè)的財務狀況并不好，賬面虧損，但企業(yè)經營和福利卻較高。”對此問題，傅濤在媒體發(fā)表文章指出，一方面是供水企業(yè)通過加速折舊，尤其是占供水資產50%的管網的加速折舊，得到充裕的自有現金，其中一部分用于主業(yè)相關設施維護建設，其他則用于支付各種費用。加速折舊使成本增加，一定程度造成賬面虧損。另一方面，一些成本通過協(xié)議形式合法轉移進入副業(yè)公司，大部分主業(yè)企業(yè)得到副業(yè)的補貼，企業(yè)通過財務管理，進行合法的主副業(yè)相互調節(jié)。這些轉移一定程度是由于沒有形成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所造成的惡性循環(huán)。
然而，清華大學的一份調研報告稱，上海水價調整的很大部分并沒有令自來水公司得到真正的收益，絕大部分資金都用于了補貼原水工程。
趙旭對此解釋，“投資原水設施和遠距離調水成本非常高，不可能按全成本賣給水廠。比如不會把南水北調的總成本算成每噸的水價跟水廠要，國家會補貼一部分。還有，水利工程可能有別的受益者，比如有防洪、灌溉農田功能等，成本就要分攤，比較復雜。但總的來說，原水價格不可能覆蓋全部原水成本。”
洋水務進入：
未實質影響水價
一方面是壟斷領域引入市場競爭，給中國供水市場帶來技術、資金、管理經驗；另一方面，資產溢價收購的現象多次出現，又被公眾認作是水價上漲的罪魁禍首。
“大批的社會資本涌入城市供水行業(yè)，純國有運營的企業(yè)在逐步減少，社會企業(yè)的比重在逐步增加，社會企業(yè)運營將成為今后的主導模式。”傅濤認為。
“外資并購對城市供水價格未產生實質影響”，傅濤提供的數據顯示，在對36個核心城市2002年以后的城市水價比較后發(fā)現，在有社會企業(yè)進入的16個城市中，有11個城市后來調高了水價，占比68.8%。在沒有社會企業(yè)進入的20個城市中，有18個城市調高了水價，所占比例為90%。如此來看，社會企業(yè)的進入并不是地方水價上漲的必然原因。
趙旭則闡述了一個原因，“某些地方政府在引入外資或民企的同時取消了財政補貼，導致水價上漲。不能說問題出在外資和民企上。在必須新增投資的情況下，如擴大和更新管網，為改善水質而進行技術改造等，政府不提供相應補貼，水價當然也要上漲。”
“溢價是爭論比較多的，花很多錢購買自來水公司的股權，是否會導致水價上漲，主要看導致溢價的合約是什么，溢價是什么性質的。”趙旭強調，“這個也要公開。”
而與外資企業(yè)相比，同樣屬于社會企業(yè)的民營企業(yè)，卻有著夾縫中生存的尷尬。國內首個中標國際水務工程大單的北京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針對“水價暴利”一說進行反駁，認為供水行業(yè)運營周期長，要運營5年左右才能慢慢回本。毛利率高并不意味著賺的多，目前行業(yè)平均虧損已是共識。對此，趙旭也表示，他所了解到的一些民營企業(yè)，基本上是“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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