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處理產業(yè)的方向之爭
１２月９日，“阿加西”（化名）又一次從廣州飛赴北京。這是他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對首都的第三次造訪。
“阿加西”是廣州番禺反對當地垃圾焚燒項目上馬的一名志愿者，他這次赴京，為的是參與一檔電視訪談節(jié)目的錄制，節(jié)目的主題是求解城市垃圾困局。除了上節(jié)目，與全國其他地區(qū)的垃圾問題關注者等人士進行交流，更是“阿加西”這幾次來京的“必修課”。
毫無疑問，在中國多個地區(qū)的民眾鮮明地表達了對于垃圾焚燒的反對之后，何種垃圾處理方式能在控制成本的同時，真正實現無污染和資源化利用，垃圾處理產業(yè)目前境況怎樣，又該如何發(fā)展，需要政府、專業(yè)人士和公眾的共同探討。
“吃皇糧”的垃圾處理行業(yè)
１２月４日，記者隨環(huán)保ＮＧＯ項目“自然大學”實地走訪了北京市豐臺區(qū)的馬家樓垃圾轉運站、大興區(qū)的南宮堆肥廠和安定填埋場，了解了垃圾處理行業(yè)的經營現狀。
這三類地點，正是垃圾在被民眾丟到垃圾桶之后，其旅程的最后三站。
馬家樓垃圾轉運站負責人石桂祥向本報記者介紹，該站的主要業(yè)務是對原生態(tài)垃圾進行分類，分類的原則是種類和大小，粒徑在８０毫米以上和１５毫米以下的，送往垃圾填埋場，前者直接填埋，后者則作為垃圾場的覆蓋土；粒徑在１５毫米—８０毫米的，則送往堆肥廠堆肥。“目前直接填埋的占總垃圾量的４５％左右，根據季節(jié)不同，高的時候可占到５０％—６０％”，石桂祥說，該站垃圾的日處理量目前在１６００噸左右。
“堆肥廠的目的就是將垃圾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南宮堆肥廠工作人員高興卓告訴本報記者，垃圾經由隧道有氧發(fā)酵、后熟化區(qū)、最終熟化區(qū)三層處理后，粒徑在０—７毫米的，制成肥料；７—２５毫米的，用作填埋場的覆蓋土；大于２５毫米的，直接送到填埋場填埋。“運到我們這里４０％—５０％的垃圾都用來堆肥。”高興卓說。
填埋場是垃圾的最終歸宿。安定填埋場相關負責人劉秀常對本報記者介紹，該填埋場１９９７年建成，規(guī)劃使用年限１４年，但如今原定４０米高的垃圾山已經填到了３０米的位置。去年，安定填埋場開始了二、三期擴建，新場區(qū)面積２７．６公頃，設計高度為７０米，已經開始使用。劉秀常介紹，安定填埋場主要填埋來自北京市宣武區(qū)、豐臺區(qū)、大興區(qū)、門頭溝區(qū)的垃圾，現在的日填埋量已經達到２０００噸。
城市垃圾數量在增長，種類在增加，不論是分類、無害化處理、還是填埋等環(huán)節(jié)，垃圾處理的工作量和難度都明顯加大。談及垃圾處理行業(yè)的業(yè)務運營，上述三位人士告訴本報記者：“我們都是靠政府吃飯的。”雖然南宮堆肥廠有一部分因肥料暢銷而獲的收入，安定填埋場也有一個正在運行中的填埋氣收集利用項目成功申請到ＣＤＭ項目，ＣＥＲ（核證減排量）也已簽發(fā)獲利，但他們仍認為，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其運營恐難以為繼。
２００７年，北京市政管委核定，北京市垃圾處理基準費用標準為１５３元／噸，垃圾處理經濟補償費用標準為５０元／噸。“垃圾處理行業(yè)只能是公益性質”。北京市環(huán)保局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垃圾處理耗資高，回收少，只能由政府作為公益事業(yè)扶持。
垃圾處理產業(yè)的方向之爭
綜合信息顯示，除了已經有民眾明確反對的幾個地區(qū)，吉林、山東、河北、湖北、福建、海南等地，也都有垃圾焚燒發(fā)電項目的規(guī)劃。如果沒有中國環(huán)境科學院研究院趙章元研究員等專家的呼吁，如果沒有北京六里屯、蘇州平望、廣州番禺等地民眾的反對，垃圾焚燒爐在今天的中國或許已經遍地開花。
反對意見認為，除了從環(huán)保角度看，垃圾焚燒是將固體廢棄物填埋的污染轉化為更大量的氣體污染（１噸垃圾焚燒后，將生成４０００立方米—７０００立方米廢氣），燃燒過程中會產生二惡英等７０多種對人體健康有巨大威脅的潛在污染物，燃燒后形成的原物體體積一半左右的灰渣也是危險廢物之外，從產業(yè)角度說，垃圾焚燒也不是經濟的選擇：
按照中國國情，建設一座大中型焚燒爐一般需要１０億元人民幣左右，建成投產后的處理成本需３００元／噸左右，建設費用和運行費用高昂，一般城市難以承受。同時，焚燒爐運行中需要頻繁更換過濾吸附類材料也要花費大量開支，還會由此造成操作隨意簡化的漏洞，帶來環(huán)境健康的重大隱患。把大量有用的資源白白燒掉，也違背了循環(huán)經濟的大原則。
盡管如此，頂著“反燒派領軍人物”頭銜的趙章元，也并未將垃圾焚燒一票否決，他對本報記者說，在前期充分做好回收資源化利用（這部分應占垃圾總量的９０％）、焚燒過程中控制環(huán)境污染、不浪費資源、人員確保嚴格操作等前提下，遠離人群，焚燒爐先到示范區(qū)進行３—５年的實踐檢驗，當充分證明對民眾健康無影響時，還是可以考慮在城市中立項建設。
在垃圾焚燒之爭如火如荼的時候，垃圾處理產業(yè)的另一方力量也在潛滋暗長，在垃圾分類和末端處理的綜合利用方面開辟了新航道。
比如廣州一家公司倡導垃圾分類：企業(yè)將為居民提供垃圾桶和分類袋各一個，并指導居民進行垃圾分類，企業(yè)派人每周定時上門回收或電話預約回收分好類的垃圾，居民參與將獲積分記到相應的便民服務卡上，積分可兌換日用品，很受歡迎。
而在北京市海淀區(qū)的一所試點學校，北京一家公司的廚余垃圾處理技術使該校的廚余垃圾完全就地實現了環(huán)保處理，不需再運往垃圾站。
類似的企業(yè)，在全國范圍內尚不算多，多數是民營企業(yè)。在目前的垃圾綜合利用處理技術中，不少企業(yè)前端的垃圾自動分選技術正在趨于成熟，無論是利用振動分選、磁選、風選、篩選、比重選等方面，還是在自動化程度方面，技術水平均有很大提高。整體看，垃圾綜合處理仍在積累階段。
“垃圾綜合處理可能將花費不菲，但其創(chuàng)造的效益應該會高于目前的填埋、焚燒等處理方式”，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不論是填埋還是焚燒，相對而言，效率和效益都不高，應當在實現垃圾源頭減量化的前提下，探尋新的垃圾危機應對之道。
垃圾處理產業(yè)未來的方向
北京安定填埋場的ＣＤＭ項目，是中國第一個獲得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組織授權機構核準的ＣＤＭ項目，在中國進行了環(huán)保和經濟收益的良好的嘗試。
而對于前端分類，“如果每個人都能把垃圾分類做好了，轉運站也可以做點別的了。”石桂祥說。
對于垃圾問題處理的癥結，趙章元認為，這在于一些人盲目的長官意志已經遠遠落后于民眾認識，也在于綁架了長官意志的利益集團。
作為一個新興產業(yè)，趙章元看好中國垃圾處理產業(yè)在綜合利用處理方面走出一條新路，他認為，其中有巨大商機：先把垃圾分類，再將不同類別的垃圾利用起來。“這是未來的方向，政府應適當給予政策和資金上的扶持，創(chuàng)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
已有的例子是，德國的垃圾處理企業(yè)能提供從收集、運輸到再利用的一條龍服務，一家公司一年的營業(yè)額可達２５億歐元。
但在中國，垃圾綜合利用仍有一些技術關卡需要突破。垃圾綜合利用處理的難點，主要在分類回收處理技術及成本方面。
垃圾分類是垃圾綜合利用的前期基礎性工作，分好類對于綜合利用十分方便，但垃圾成分十分復雜，涉及到眾多行業(yè)的多種處理技術，往往出現斷鏈環(huán)節(jié)。處理成本方面，用垃圾做原料生產產品常常會提高成本，如果簡單地推給企業(yè)去做，難免由于成本問題而流產。
實施技術方面，以制肥技術為例，經分選后的有機生物質部分均能作成肥料，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有厭氧發(fā)酵法，好氧發(fā)酵法，高溫水解法等。方法各有特色，自動化程度各異，產品肥效差異較大，目前遇到最突出的發(fā)酵氣味和肥效兩個問題。
趙章元認為，在垃圾處理過程中，要把環(huán)境作為資源看待，將垃圾處理成本記入產品成本，生產者要負責回收再利用，他強調，管理部門要轉變環(huán)境觀念，提高重視程度，由政府出臺具體政策支持。在政府監(jiān)管到位的前提下，廠家回收處理自己廢舊產品的積極性、垃圾分類后的去向、垃圾分類的開銷等一系列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也是垃圾危機獲解的最終途徑。實際上，這一過程，也將是一場沖破舊觀念、渡過生態(tài)危機的綠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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